大宋酒文化，源于一场自导自演的酒局

每当聊起宋朝，总有学者痛心疾首，恨“靖康之耻”、恨“十三道金牌”，恨“抗金”、“抗元”不力，恨不能穿越回宋朝指点江山。殊不知，自宋朝建国，便注定是一个“文昌武弱”的朝代。

宋太祖赵匡胤建宋之前，担任后周殿前督检点，统率禁军。后周是“五代十国”中“五代”最后一个朝代。不到百年的时间里，拥有兵权的武将不断上演“弑君篡位”，成为历史长河中的“奇观”。

公元960年，有消息称契丹联合北汉南下进犯后周，赵匡胤率军北上御敌。周军行至陈桥驿，赵匡胤发动兵变，众将领将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，拥立其为皇帝，史称“陈桥兵变”。这一幕何曾相识，公元950年，后汉侍中郭威率军北上抵御契丹，同样被黄袍加身，被拥立为帝，建立后周，史称“澶州军变”。

赵匡胤建宋后，展现其“高瞻远瞩”的一面。在太庙立下誓碑，保全优待前朝宗室后裔，不得滥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。保护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，会让朝堂常有诤臣不亡其国。优待前朝宗室，为后世兵变者开先河，力保其后世子孙。

宋太祖赵匡胤为防止五代乱世重演，确立重文抑武的治国方略，自导自演了被后世评为中国十大酒局之一的“杯酒释兵权”。公元961年，赵匡胤安排酒局，宴请石守信、王审琦等禁军将领。酒局之上，赵匡胤先是感谢众将领拥立得以荣登大宝，众将领回应天命所归。然后唉声叹气，表露出忧心忡忡的神情，众将领询问下，才得知皇帝担心他们手握重兵日后会造反，或者将领手下贪慕荣华富贵“拥立”将领为皇帝。众人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，赵匡胤抛出“不如多积攒金帛田地，颐养天年，君臣无猜”，众人纷纷应允。隔天早朝时，禁军将领们纷纷上书称病请辞告老还乡，赵匡胤一一应允，顺利解除禁军将领的兵权。公元969年，再次召集王彦超等节度使宴饮，也顺利解除其藩镇兵权。可以脑补一个画面，当时将领们激烈反对，赵匡胤酒杯一摔，门后涌入大批刀斧手，上演别样酒局“鸿门宴”。

杯酒释兵权

  在赵匡胤的倡导下，以分权制衡为要，对军事、行政等多方面进行改革，把军政大权牢牢抓在皇帝一人手中，约束武将，重用文臣。基于这种治国方略，宋朝涌现出一大批文人政治家，如王安石、司马光、范仲淹等，其中王安石与欧阳修、苏轼、苏洵、苏辙、曾巩被后人称为“唐宋八大家”，司马光主持编纂《资治通鉴》，范仲淹写下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《岳阳楼记》等传世文章。

自宋朝建立以来，不同历史时期分别与辽（契丹）、西夏（党项）、金（女真）及元（蒙古）有军事对抗，军费始终处于紧张状态。为筹措军费，宋朝对酿酒业实行“专卖榷酒”及“买朴”制度。专卖榷酒，是国家控制造曲、酿酒及售卖等环节，禁止民间百姓及各级官员脱离酒务控制而酿酒售卖。买朴制度，大酒户出钱承包一定数量的酒并售酒成为“正店”，政府将划分其一定区域独家销售，区域内其他的“脚店”、“拍户”、“泊户”等必须去“正店”购酒。到南宋时，各级政府和军队直接插手酒业，经营酒务，形成更为系统的榷酒结构。

正是政府的重视，酿酒迎来新的发展。宋代之前，完整的酿酒技术文献资料很少，散落于诸多史籍。宋代朱翼中著《北山酒经》，分为上下三卷。上卷为经，概述历代酿酒的重要理论；中卷讲曲，收录十几种酒曲的配方及制法；下卷讲艺，论述酿酒的技术。《北山酒经》涵盖酿造精华，在酿酒实践中具有指导价值，被誉为学术水平最高的古代酿酒书籍。

宋代朱翼中著《北山酒经》

  除官酿以外，受酒务控制的民间酿酒十分活跃。究其原因，官酒价格偏高及质量不稳定（偶尔），无法成为广大中下层百姓的日常饮品，于是很多百姓都自学酿酒，后来官宦及富贵人家也开坛酿酒，成为当时的时尚。和现代人一样，宋人觉得自家酿酒是个人亲自酿造，百分百纯粮，从头到尾用心倾力，不像官酒批量生产又减工加水，所以更值得品味及与人分享。

宋代官窖酿酒遗址

宋代官窖酿酒遗址

  民间酿酒积极性很高，涌现出一大批名仕佳酿，如苏轼的真一酒及天门冬酒，刘挚的天苏酒，杨万里的桂子香、金盘露等。佳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张能臣著《酒名记》收录北宋名酒二百二十三种，周密著《武林旧事》中“诸色酒名”详尽记载皇室用酒及各地名酒。（文|欧阳千里）